他们来自异国他乡，操多国语言，忙碌在上海各家企业……如今，来上海工作的老外越来越多，不过记者从静安、普陀、黄浦等法院获悉，涉外劳动争议纠纷也呈上升趋势，“洋打工”们常常为讨薪、索要经济补偿金等把雇主告上法庭，却屡因不熟悉就业法律政策而败诉。

　　手续不全，法律难保护

　　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聘用“洋打工”，必须先到劳动部门为他们办理在华就业证和居留证，否则一旦产生纠纷将不受《劳动法》保护。法官介绍说，许多“洋打工”因没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导致无法得到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和代通金等。

　　新加坡人荣楠就因此吃了亏。2008年3月，沪上一家酒业公司筹备开业，荣楠与公司出资人贝克签订《劳务合同》，约定荣楠担任该公司市场总监，年薪100万元。但酒业公司成立后，因有关人员疏忽，未帮荣楠办理就业证，只是按月将工资打入其银行账户，还委托沪上另一家公司为他缴纳个人所得税。一年后，公司要求荣楠离职，还欠付他薪金和报销款共13万余元。

　　荣楠将酒业公司告上法庭，除要求公司支付应得款项外，还要求支付代通金8.3万元、赔偿金8.3万元。但法院只支持他拿回薪水和报销款，对其他诉讼请求均不支持。法院认为，因公司没有为荣楠办理就业证，双方仅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双方纠纷只属于一般民事纠纷而不属于劳动纠纷，荣楠主张的代通金、经济补偿金等都没有法律依据。

　　许多和荣楠情况类似的案件当事人都说，他们之所以难在法庭上为自己维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懂中国有关法律法规，最典型的就是事先未按规定办理就业证，或者超出了时效等。

　　合同太模糊，维权没依据

　　据悉，目前讨薪“洋打工”中，处于生产一线的工程师、市场总监等高级销售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多数。法官介绍，“洋打工”所讨要的费用包括薪金、差旅费、福利待遇等。引起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企业签订的合同内容过于简单，有的劳动合同甚至只有工作岗位，连薪金数额都没有写明。

　　50岁的加拿大人汤伟是一家外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与公司口头约定月薪3万元人民币。可他只领到前3个月的工资，此后只收到工资欠条而没有拿到过钱，公司的理由是 “经营困难，暂时无法发工资”。原以为凭欠条总能拿到工资，汤伟没想到的是，公司一口拒绝兑现近40万元工资。他申请仲裁，却因为合同约定太模糊而未能成功维权。

　　另一名外企高管毛洁也有类似遭遇。她的税后月薪为2.5万元，但去年8月15日公司发出合同期满不再续签的通知，毛洁于一周后办理离职交接手续。此后，毛洁把原雇主告上法庭，称她和公司签署的聘用协议约定8月31日到期，但公司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补偿金7万余元。她还表示，自己曾在公司加班，应得到加倍加班工资4万余元。公司辩称，已支付了至8月31日的经济补偿，公司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因此不存在加班。

　　法院认为，从被告公司发出的通知看，公司确实在合同期满后才中止劳动关系，且劳动合同并没有写明毛洁的岗位属于定时工作制，综合公司性质和岗位来看，可以认定她属于被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员工，因此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就业证是维权重要凭证

　　“洋打工”该如何避免 “水土不服”？劳动部门有关人士指出，就业证是他们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重要凭证。除持有“外国专家证”和“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等证明的，外籍人士来沪打工都要申请办理就业证，申请材料并不复杂。

　　和中国职工一样，“洋打工”一旦与所在公司发生劳动纠纷，也必须在权益受侵害之日起的60天内申请劳动仲裁。如超过60天，仲裁可能不予受理，这种情况下即使再去法院起诉，法院也可能同样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

　　此外，“洋打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把有关聘雇期限、岗位、报酬、保险、工作时间、解除聘雇关系条件、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都表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