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本案聚集之焦点在于：

　　1、索尼公司关于探亲假的规定：

　　索尼公司《薪资福利手册》规定：调动在一年（含）以上的员工享有每年一次10天的探亲休假；剩余公司补充年休假津贴的发放标准为100元／天。宋志国对《薪资福利手册》无异议。

　　2、宋志国属于调动在一年以上的员工，有权享受探亲假。

　　3、法院观点：

　　宋志国虽符合享受探亲假的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宋志国可以滥用探亲假。假若宋志国需在工作时间赴境外旅游，完全可以向索尼公司提出申请休年休假或请事假，而非利用具有特定用途的探亲假。在未向索尼公司申请亦未经索尼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宋志国在工作时间擅自利用探亲假去境外旅游，该行为明显有违诚信，亦构成旷工。

二、宋志国出国旅游的行为，是否属于对休假权利的滥用？

　　王泽鉴《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一文中，在探讨权利滥用时，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应以客观上利益衡量认定行使权利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而这里的关于“行使权利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台湾地区“民法”第148条第1项后段），兼采利益衡量的判断基准，“最高法院”（指台湾，引自原文）七一年台上字第七三七号判例谓：“查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倘其权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国家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者，非不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此乃权利社会化之基本内涵所必然之解释”，可资参照。

　　我认为这个标准，实际上具有通用价值。而在本案中，宋志国虚假休探亲假的行为，是否属于权利滥用，即应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宋志国虚假休探亲假，是否可定性为权利滥用，其定性标准即在于是否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主要目的？

　　我认为由此出发，其结论即不言自明。

　　1、宋志国有权休探亲假，此点已由原一审二审所共识。

　　2、宋志国之虚假情形，仅在于是利用探亲假实施了出国旅游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行使目的上，是一种自利行为，是为了自己享受生活闲暇身心得到休息的行为，不具有对公司的伤害目的；在行使结果上，也未对公司利益的实际伤害。所以其行为，对公司不具恶意，也不具伤害。

　　3、宋志国虚假休假的行为，对国家社会无害。其行为并不会树立不良之社会风气，惩罚其行为，也不足以建立良好的社会与职场风气。所以从此点出发，宋志国的行为，也是不构成权利滥用的。

三、诚实信用的本质

　　梁慧星在《诚实信用规则与漏洞补充》对诚实信用的本质作了探讨。原文为：

　　我认为，第三说与第二说并不相悖，应将两说结合考虑，方能准确把握诚实信用原则之本质。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方才发生交易双方冲突及双方与社会一般公共利益冲突的问题。诚实信用原则，旨在谋求利益之公平，而所谓公平亦即市场交易中的道德。

　　由原文前文可知，第二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为市场交易中，人人可得期待的交易道德之平衡，如Dernburg及Endmann均采此说；第三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之本质，在于当事人利益之平衡，如Schneider解为当事人双方利益之公平较量，Egger称为公正估量双方之利益以谋求利益之调和。

　　梁慧星在论述诚实信用的功能时，其亦陈述为：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以下三项功能：

　　其一，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功能

　　如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凡一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兼顾对方当事人和社会一般利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诚实商人的标准，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应构成违法。

　　由这里亦可以知道，考量诚信的标准，与王泽鉴基本是相同的，都是以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作为参照物。要求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试问：宋志国在行使自己的探亲假权利时，虽然其用途有虚假情形（出国旅游了），但是其行为，损害了索尼公司的什么利益或者社会的什么利益呢？

　　综合以上观点，本人认为，判断宋志国的行为，是否构成违背诚信，其标准有二：

　　1、是否损害了他人利益？在本案中之他人，可以指索尼公司。

　　2、是否损害了社会利益？

　　原审二级法院，皆以宋志国本人将探亲假虚假用于出国旅游这一个情节上，即认定宋志国的行为违背了诚信，并不符合这两项判断标准。判断其行为是否有背诚信，是一项法律技术问题，这项法律技术，本应为审案法官所专业擅长之领域。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法律定性时，不考量诚信的判断标准，而只考量宋志国是否说谎的情节，让人难免心有疑惑：法官岂能不思考法律技术，而只关注诚实的品质？如果诚实=法律上的诚信，如果只作这种简单的逻辑推论的话，法律人与一般社会人又有何不同？

　　本案一出，媒体竞相报导，多有人撰文评论（本人亦如此），由此可知，本案实具有一般之社会性意义在其中。如果本案的社会价值要求所有的员工，事无巨细，皆要披露给用人单位，而不能作任何隐瞒或者任何虚构，否则即应负违背诚信之负面评价，即应负被违纪辞退之后严重后果，作为员工，是否还有合理之必要私人空间？这种严苛的要求，是否符合尊重人权之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