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有了“职业年金”，企业员工怎么办？

　　“企业年金”概念推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然而拥有“企业年金”的员工仅有2200万余人。承担“第二支柱”责任的补充养老保险，如今已被视为央企、国企的特有“奢侈品”。

　　那么，在“职业年金”推出的同时，“企业年金”应该如何推广？

　　现状

　　“糊里糊涂的有，

　　糊里糊涂的又没了。”

　　“我上周还去问了财务，他们说让我再等等政策。”在金融行业工作了8年，马永恒正经历第二次跳槽—此前在“四大银行”之一工作的他，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企业年金，“可我这次换的公司没有企业年金了，听原单位财务的意思，年金是要退休才发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我什么事了。”

　　“我们个人缴1000多，单位也一样，说起来一年也有小三万在账里。不过大多数同事都没当回事，因为退休太久远了，所以我属于糊里糊涂的有，糊里糊涂的又没了。”在马永恒看来，企业年金本应更像住房公积金，企业与员工共同缴纳，完全归属于个人所有，即便辞职、跳槽，也可以“带着走”。

　　而在人社部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也有类似条款：“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以随同转移。职工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新就业单位没有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的，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

　　即便如此，马永恒对找回自己企业年金没抱太大希望，一来他连企业年金问题去哪咨询都不清楚，二来在金融机构工作、收入不菲的他，“犯不上为这几个钱与原单位撕破脸”。

　　马永恒觉得，企业年金多少有体现身份的作用，因为他身边的朋友中，仅有少数混迹大型央企、国企的，才会拥有企业年金：“我这次跳槽就是因为企业规模小了，所以我也理解人家，说难听点，没有年金的企业那么多，你这辈子没准再没机会缴了，难道这几年的钱，给你留到30年后吗？”

　　而据人社部官方数据，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2210.46万人，积累基金7092.39亿元，这一数字，还不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十分之一。

　　“我入职的时候人事说过，只要干到老，年金的收益还是不错的，比养老保险强，所以还鼓励我们多上点儿。”在某房地产央企工作的陈曦，每年要缴纳2万元左右的企业年金，2014年初，他曾查询过单位企业年金的投资情况，年化收益率不到4%，“这个数比基础养老金是高的，但比期望值还是低比较多。”

　　与基础养老保险相比，企业年金的收益，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据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年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加权平均收益率为3.67%，而整体收益状况不尽理想的原因，与国内资本市场表现欠佳不无关系。2014年，中国资本市场状况回升，企业年金的收益率也有所回升—据人社部《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累计收益率达到了6.01%。

　　“一朝一夕的收益率倒在其次，关键我们看重的未来到底能拿到多少钱。”陈曦坦言，即便身处“高大上”的央企之中，但自己对于企业年金的未来，仍然没有底气可言：“毕竟真取出来年金的人几乎没有，收益率高与低，对于我们还只是数字。”

　　对话

　　“分类所得税制会导致企业年金制度的激励性减弱”

　　新闻观点：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在去年实施了，那么进一步的改革，是否需要一个时间表？最终目标是否还是要改为EET模式？

　　郑秉文：2013年12月发布的《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把中国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明确了，职工缴费这部分，以前历来在前端是纳税的，现在就改为前端缴费、中端投资时都免了，后端领取的时候再纳个人所得税，变成了EET这样一个税收模式了。这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一个制度创新。

　　但是，这个文件出台以后，也碰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大类问题，是在后端纳税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考虑到一些应该完善的地方，比如说要有一定的免税额。再比如说投资收益的这部分，是不是也应该免税？等等。

　　假设你到退休的时候，本金加上几十年的投资收益在账户里，等领取的时候都需要纳税。哪些是投资收益，哪些是缴存的本金没分开，这显然不利于企业年金的推广。实际上，分开更符合国际惯例。

　　第二大类问题，现在个人所得税实施的还是分类所得税的机制，所有的收入都是单位代扣代缴的，职工拿到的是税后收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分类所得税制实际与我们上面说的“EET”是有一定冲突的，会导致企业年金制度的激励性减弱，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积极性。

　　而综合所得税制更适合企业年金的推广，在年底的时候，要以家庭为单位重新报税并据此调整，多退少补，这个时候是以整个家庭的收入作为一个基数，要扣除法定免税额，赡养老人、赡养孩子的费用等等，还要扣除相应捐赠等等。报税以后，该退的税就退给你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制度。

　　新闻观点：所以说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讲，现在都没有太大动力去推进企业年金。

　　郑秉文：对，对于企业来讲它是自愿，企业要根据它的成本、市场各种状况自主选择进行。国家规定的强制性基本福利制度不能无限扩大，企业的合法利益应该得到保障，给企业创造非常好的税收环境，扶持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这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企业是否愿意建立企业年金，要让企业根据自己的能力自我决定，有能力的企业才有更高的需求，那时，企业年金就会成为它吸引人才的一个政策。

　　新闻观点：我们调查了一些有企业年金的企业，实际上他的员工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具体干什么了。

　　郑秉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管是美国401K，还是智利模式，还有香港的强积金制度，他们账户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者是个人，是账户持有人决定账户资产的配额比例。而中国的企业年金，别说投资的资产比例、资产配置，连企业年金以后怎么发，持有人的发言权都不是很大。

　　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确实不好，有很大的改动空间。年金的主体是职工个人，单位的缴费应该是配比给个人去缴的，可是在中国是相反的，企业缴费是大头，个人缴费是象征性的，政策设计也是企业说了算，企业很强势。在中国我们的职工对企业年金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又缺乏与企业主对话和博弈的支撑和渠道。而长期来看，企业年金最终的目标肯定是由账户持有人个人决策的，目前还很难做得到。

　　那么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马上把投资权下放到个人，恐怕也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职工的金融教育、投资教育还需要提高。我们的资本市场也不是很成熟。但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年金制度就可以不改了，比如工会应该发挥的作用，国企在建立企业年金以后，应该考虑到职工的利益，不应该强行单方面规定，我觉得有好多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也是社会基础设施”

　　新闻观点：除了税收优惠等政策，还有哪些可以推进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

　　郑秉文：除了税收优惠政策，还要从制度设计上，考虑到投资人参与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便利性。

　　如像美国，美国企业年金包括401K，这是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是IRA（个人退休账户），其中，61%的家庭有企业年金，38%的家庭有IRA，他们之间有重复，既拥有401K，又有IRA，占到了32%。而这两个账户往往是可以打通的，很方便，尤其在退休之后。

　　同时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可获性”特别好。对“个人退休账户”，在保险公司，在银行窗口，美国职工想买就买了，买完之后，用购买单据，年底就能获得个人所得税的退税，这就让职工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好处。对401K，它的可获性也非常好，比如，对美国联邦政府刚入职的新雇员，你入职就自动被登记为职业年金的成员，单位马上自动缴费给他相当于工资1%的缴费进入账户。如果雇员个人愿意缴费1%，单位就再增加缴费1%，这时他的账户就是3%了。如果雇员看有利可图，再次增加1%，单位再追加1%，这时就合计是5%了。这样相互鼓励下去，一直到10%的时候，单位缴费就封顶了，但个人缴费还可以继续增加下去。所有这些，都是税前列支。

　　新闻观点：年金的投资收益率比基础养老金高，是不是也会吸引消费者愿意去购买第二支柱？

　　郑秉文：养老基金的收入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缴费形成的本金，一个是投资收益，投资收益有时候占相当一部分的比重。投资收益率有一个百分点的差别，放到三十年的话就了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收益率比较稳定，长期下来都非常好，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反之如果这个国家资本市场，在投资人的记忆当中从来就没好过，大家对它的热情肯定没有那么高。这就是国家的“社会基础设施”对养老金制度发展的反作用。我们说的社会基础设施不仅仅是路灯、马路、街道、上水、下水这些，在发达国家，还包括金融服务和养老金服务等，资本市场也是社会基础设施。比如，英国就把养老金看作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企业年金发展不起来，商业养老保险也很难发展起来，除了没有税收优惠政策，与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系的，与社会基础设施不发达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它不好，养老金投资就少，养老金不愿意进来。养老基金少，资本市场就意味着投机性高，资本市场不成熟。不成熟它的投资收益率波动性就大，反过来又让养老金投资者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