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的规定十分粗陋、笼统，难以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众多的重大误解案例。因此，需要从我国重大误解的制度现状出发，包括重大误解的含义、重大误解的构成、重大误解的法律适用情况，为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寻求解决之路。

　　关键词 重大误解制度 基本构成 法律适用 制度修正

　　作者简介：周婧，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综合法律实务。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对重大误解做出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59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对此，理论界对重大误解制度存在众多分歧，并且，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重大误解的适用往往也并不稳定。本文将通过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并寻求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与突破之路。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含义

　　王泽鉴有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法律行为是达成私法自治之手段。法律行为之基本要义在于表意人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上之效果。”然而重大误解则是不完全、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其法律效果不必然。因此，推究重大误解制度其实质是为了救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瑕疵。

　　厘清重大误解的实质与含义，是研究重大误解制度的逻辑基础和前提。所谓“误解”是指意思表示受领人因自身的原因，而错误的认识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所谓“重大”指误解的程度足以使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变化、显著失衡或者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当事人是基于错误才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不是由于错误，不会做出那样的意思表示。误解之“重大”是民法对误解者利益实施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重大误解的含义可以定义为行为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其所为行为的性质或效果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导致法律行为的后果与其所为法律行为的目的相违背，或者利益受到损失，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非是因自己或他人的故意、重大过失所造成。

　　（二）我国民法中重大误解的构成

　　重大误解的成立除了具备“误解”和“重大”的含义之外，同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构成要件：第一，重大误解与合同成立的条件存在因果关系；第二，重大误解的主体是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以是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第三，重大误解双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也必须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国内外学术界争议较大，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行详述）；第四，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风险，这里采推定的标准。

　　至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误解是由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般意义上的过失（不包括重大过失）导致的，不存在故意的欺骗或者故意不告知的情形。笔者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以无任何过失，之所以产生重大误解是基于第三人的过失或故意。比如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生到餐馆用餐，被精美的菜单所吸引，遂将其偷走。

　　1.误解人的主观态度

　　关于误解人的主观态度，首先，学术界一致肯定误解人对行为的性质、内容存在错误的认识。但误解人产生此种错误的认识是否存在过失，学术界不乏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表意人在订约时故意保留其真实的意志，或者明知自己已对合同产生误解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均表明表意人希望追求其意思表示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此种情况意思表示实属真实，是不能按照重大误解来处理的。因此，重大误解的产生，首先排除了当事人故意的主观态度。也有的学者认为“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经验而造成”。还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必须不存在过失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台湾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实践中，重大误解的产生往往都是基于当事人的疏忽等过失造成的，如果重大误解的要求必须不存在过失，重大误解制度的目的与意义则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具有重大意义，仍然不可取。

　　因此，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误解人主观态度应当是，误解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疏忽大意也即一般过失，而不应是主动追求或希望这种误解的发生，对于误解结果的发生，误解人不应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因为，从重大误解制度的意图和效果上看，成立重大误解将允许误解人撤销其基于误解而为的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重大误解制度一方面是民法追求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意思真实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将对交易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带来挑战。因此，必然要寻求此诸种利益在冲突下的平衡。所以，对于当事人的主观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言，当事人的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则可以成为要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但并非免责理由，误解人仍然要因一般过失或者轻过失对相对方因合同撤销、变更而受到的损失承担责任。

　　2.相对人的主观态度

　　对于重大误解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除了误解人的主观态度，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也需要考虑，不容忽视。相对人也必须不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误解人产生误解，才能成立重大误解。否则，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而应适用欺诈等其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作为的主观态度和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作为的主观态度是指故意错误陈述或者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错误的陈述；不作为的主观态度主要表现为沉默欺诈，不履行告知义务。相对人无过失或者轻过失的，不影响重大误解的成立。

　　（三）重大误解在我国现行法中的适用现状

　　我国有关重大误解的相关规定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59条、《民通意见》第71条和《合同法》54、55、58条之中，其法律后果是可变更可撤销。例如，旅客甲误食了宾馆内的有偿食物，成立重大误解，适用民法通则或者合同法的规定，旅客甲与宾馆关于食用该有偿食物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撤消后，甲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旅馆的食物市场价格即可。但是，这些条文对重大误解的含义、构成等的规定均十分粗陋。无法为重大误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稳定、有力的支撑。此外，重大误解往往与其他相似制度规定在同一条文中，因此常常造成适用上的混淆。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一）我国重大误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民法通则》对重大误解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将表意人的主观状况纳入考虑的范围，缺失了法律应有的价值判断。

　　其次，《民法通则》对错误表示的规定欠缺规范，内容不全面不严谨。《民法通则》的规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不能攘括错误表示的所有情形和全部内容。从内涵与外延上说，错误表示与误解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错误包含误解，误解仅是错误的一种形式，仅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意思表示产生了错误理解的情形，而错误还包括当事人的内心效果意思与其表示行为的客观实意不一致且当事人并不明知的各种情形。此外，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对误解内容的规定也十分狭窄，仅限于对行为内容产生的重大误解，当然，虽然有司法解释将误解的内容扩大解释包括对行为性质的误解、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对标的物品种质量规格的误解等的重大误解。但实践中存在的表示错误和《德国民法典》中的传达错误却因不能解释为“误解”而未能受到法律调整，从而成为立法上的一个盲点。

　　最后，我国民事法律对重大误解制度下无效或者撤销法律行为采取过错责任规则原则，也即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因此如果当事人一方没有过失，则相对方的信赖损失将无法通过重大误解得到赔偿，并且，这也是对交易安全的巨大挑战。

　　（二）我国重大误解制度的修正

　　1.明确当事人的主观态度

　　在规制重大误解行为的成立及后果时，同时也需要考虑误解方的利益保护和交易安全的保障。如果相对方是善意的，其基于对表意方的信赖而发生的合理成本支出与利益期待，其利益与交易安全则不得不进行考虑。同时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也应当要求其承担疏忽或者无知的不利后果。总之，法律应当在规定重大误解的成立及效力时，应全面权衡各种价值，全面考虑表意人与相对人的主观态度，以寻求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价值的最佳平衡。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法国并没有规定表意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主观过错问题，但是台湾和日本的民法典却规定了表意人的主观态度：台湾地区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过失，日本民法典要求表意人无重大过失。这种由单纯维护表意人意思自由到构建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平衡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反应了时代的需要。故我国可采取明确立法规定，限定表意人行使撤销时的主观态度为无过失或轻过失。

　　2.明确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完善重大误解构成的形态

　　我国重大误解只相当于大陆法系意思表示错误中的内容错误，对于表达错误、传达错误等，并没有包括在内。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于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分歧与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重大误解的内涵、外延予以明确，完善重大误解的构成形态。以满足重大误解制度理论和实践上的完善。

　　3.相对人的信赖损害赔偿

　　在重大误解的可撤销、可变更效果下，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必不可少，我国台湾民法以及德国民法均规定了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仅注重民法的精神保障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还保障交易安全。而我国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撤销下对表意人的过错的相关赔偿问题，但其实际上混淆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和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对于当事人无过失情况下的撤销，相对人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难以得到保护。故此，我国应完善错误信赖保护制度，明确无过失表意人的赔偿责任，将其单独成文，加强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雷雯.析重大误解之内涵.松辽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

　　[3]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沃田.德国与中国民法中意思表示问题的初步比较.德国研究.2000(2).

　　[6]张长健,刘竑琨.论意思表示错误——以与重大误解制度比较的视角.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2).